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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讀書》
是一種享受,《深入經藏》更是讓眾生親嚐醍醐法味的最佳管道.在與讀書會友們交流討論中,開拓佛法的向度.人生有了佛法就能祥和自在,社會有了佛法就能尊重包容,世界有了佛法才能和平無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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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寶-初心讀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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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:111年7月18日下午7:30-8:45
地點:Zoom視訊
召集人:江鋆景會長
主持人:江鋆景會長
帶領人導讀:游詠程
紀錄:游詠程
參與人員:19位
讀書會教材: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第五章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P240-262
學員分享
江會長鋆景分享:
參加讀書會帶領人研習後,發現我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,告訴身邊好朋友們,癌症不可怕,最主要是心境如何看淡病魔,當下煩惱轉身就忘光不去看,與病為友,當宣講員可以分享自己走過的路、經歷的事情。朋友得癌症時就會與其分享,我經歷過可以站在他的立場去體諒她的痛苦,幫助走出來。平常心去看待一切。
妙空法師:可以多薰習,多方面學習氣質就不一樣,多參加活動,腦子靈巧、活潑、歡喜、法喜,希望大家報名讀書會領導人、宣講員研習。
心理處在甚麼狀態下很重要,要懂得心裡還有一些負面的訊息排除不要進到心理,內心變得脆弱會產生不好的情緒,舍身就受到心理影響。生病不可怕,可怕的是你內心的世界是怎樣世界。
課文內容
一、 文化出版
前言
佛教發源於印度,光大於中國。尤其近幾十年來,隨著人間佛教積極的推動,已從台灣弘傳到世界五大洲;就如佛陀當年行化五印度一樣,人間佛教已在各地陸續生根發芽。
回顧當初,有不少印度僧人、西域僧人,他們分別從陸上絲路及海上絲路,將佛教傳來中國,帶來了不少經典;但因初期傳譯的佛經,都從西域間接傳來,為了求法,也促使許多中國的出家人,如朱士行、法顯、玄奘、義淨、曇無竭等百千人,西行印度的決心,並且帶回蒐集的經典。佛陀人間佛教的思想,就這樣發展到了中國。
關於佛教在中國發展的過程,我在二〇〇一年《普門學報》創刊時,曾經發表過一篇〈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〉,把二千年來中國佛教的發展,分成六個階段:一、東傳譯經時期(秦漢魏晉時期),二、八宗成立時期(隋陳李唐時期),三、禪淨爭主時期(五代趙宋時期),四、宮廷密教時期(元明皇朝時期),五、經懺香火時期(滿清民國時期),六、人間佛教時期(二十世紀以後)。想要了解的讀者可以參閱,在此我就不多加說明。
本章則針對人間佛教的推動,分成五個面向來敘述,讓大家了解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:一、文化出版;二、教育辦學;三、弘法活動;四、慈善事業;五、國際弘法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佛陀時代,佛法的傳播,都是靠口耳相傳,後來透過經典結集、藝術、雕刻、繪畫等不同方式流傳,其中,以文字的弘傳力量最為廣大,受益人數最多。關於中國佛教傳播的情況,在前面已略微敘述,現在就從清末民初的楊仁山居士開始復興佛教文化說起。
有「中國佛教復興之父」美譽的楊文會(字仁山)居士,在南京捨宅設金陵刻經處,流通、印刷佛經;其他各處如:天津刻經處、北京刻經處、揚州天寧寺昆陵刻經處,也前後成立;此外,福州鼓山湧泉寺、杭州瑪瑙寺等,也有刊刻經典流通。
此中,以金陵刻經處為翹楚,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曾跟我說,文化大革命時,總理周恩來下令要保護金陵刻經處,不能讓它受到傷害,所以,延續至今,都還在從事印經工作。這許多刻經處,對於佛典的保存、校勘,刻印流通的發展功不可沒。
其實,關於近代佛教文化出版,早在光緒年間,重建南京棲霞寺的宗仰上人,也曾在上海哈同花園印行《頻伽大藏經》,可惜因為戰亂而散失不全。繼刻經之後,是善書的印贈,如:印光大師的《文鈔菁華錄》,弘一大師、豐子愷共同編著的《護生畫集》,上海圓瑛法師的《圓瑛法彙》(即《圓瑛法師全集》),還有廣東岑學呂編輯的《虛雲和尚年譜》等,對人間佛教的傳播和貢獻都很大。
隨著西風東漸,各種文化的交流刺激,佛教開始發行各類刊物。在大陸,最早的佛學刊物是一九一二年狄葆賢、濮一乘發行的《佛學叢報》,再有太虛大師創辦的《佛教月報》、《海潮音雜誌》、《覺群週報》,歐陽竟無創辦的支那內學院院刊《內學》,仁山法師的《法海波瀾》、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》。在西北地區,康寄遙居士則編印了《佛化隨刊》、《大雄月刊》、《祈禱特刊》、《太虛弘法專刊》等,在全國都有一定影響。其他像上海的《佛教日報》、北京的《覺世報》、漢口的《佛化報》等也相繼出版流通。
另外,發行流通在東南亞一帶的刊物,如:寄塵、通一法師在廣東潮州開元寺創辦《人海燈月刊》,慈航法師在南洋辦《人間佛教雜誌》,竺摩法師在澳門辦《無盡燈雜誌》,香港佛教聯合會覺光法師辦《香港佛教雜誌》,及妙法寺《內明雜誌》等數百種的佛教刊物,對人間佛教的普及和傳揚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。
在當時,研究佛學風氣非常興盛,最有名的是南京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,和北京三時學會的韓清淨,有「南歐北韓」之稱。不少佛教相關辭典、書籍也相繼出版,像丁福保的《佛學大辭典》,是中國佛教有史以來第一部大辭典,梁啟超的《佛學研究十八篇》是以學術方法研究佛教的先河,蔣維喬的《中國佛教史》曾被選為武昌佛學院教材,王季同的《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》,呂澂的《佛教研究法》,湯用彤的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,尢智表的《佛教科學觀》、《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》,都是佛教思想著作的重要代表。由於僧信的努力,人間佛教的思想學說,在全國各地就有了一番新氣象。
後來發生文化大革命,佛教和中華文化受到嚴重摧殘。記得香港嚴寬祜居士告訴我,他在文咸西街四十二號三樓成立的「香港佛經印送處」,就是在文革期間,從延燒的火堆中,把佛經搶救出來運到香港,並將不少珍貴的版本,重新印刷出版。後來,印送處更名為「香港佛經流通處」,在海內外流通佛教經書和法器,舉凡教界的請託、代辦,他都一概義務承攬。嚴老在佛教危急存亡之際,不計一切的保護佛教,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佛教大護法,可以說,與楊仁山居士前後媲美。
所幸,國共內戰時期,不少的高僧大德、知識分子,為了續佛慧命,紛紛前往台灣、香港、新馬等地繼續發展人間佛教,讓佛教文化得以保存和流傳。如一九四八年,最早從南洋到台灣的慈航法師;隔年,相繼從大陸來台的大醒、南亭、東初、白聖等法師;接著,從香港陸續來台的有:太滄、證蓮、印順、演培、道安、仁俊、續明、大本法師等人。
半賣半送 佛書推展各界
談到台灣的佛教刊物,最早的定期刊物是《台灣佛教》,以及原由太虛大師創辦的《海潮音月刊》和《覺群週報》。《海潮音》於一九四八年,由大醒法師從上海遷移來台發行,後有李子寬居士繼之。《覺群週報》則由大同法師帶來台灣復刊,初期我曾參與編輯工作,之後由朱斐居士主編,因為理念因素,朱斐決定停辦《覺群》,並新辦《覺生雜誌》,過後又交給林錦東(宗心法師)發行。東初法師辦的《人生雜誌》,我也曾受託付,擔任主編達六年。
再有就是李炳南、朱斐於一九五二年發行的《菩提樹雜誌》,以及白聖法師的《中國佛教》,蓮航法師的《佛教青年》等。而張少齊、張若虛父子創辦的《覺世旬刊》,第一期由我做總編輯,後來他們就乾脆交由我接手,總共辦了四十年,每期準時出刊,從未拖過一期。直到現在,《覺世》轉型在《人間福報》上,每天都有一個版面與讀者見面。
此外,廣慈法師的《今日佛教月刊》,周宣德及鄭振煌的《慧炬》,道安法師的《獅子吼》等雜誌,也都相繼出版,共同推動人間佛教的文化命脈在台灣的發展。
民國報人朱鏡宙和周春熙居士等創辦「台灣佛經流通處」,他們不以賺錢為目的,只想發展佛教文化,以半賣半送的情況,將經典、佛書推展到各界。另外有一些堪稱文化人的居士大德,如許炎墩、董正之、周邦道、李恆鉞、陳慧劍、劉國香、朱蔣元和朱其昌父子、李世傑、樂崇輝、李添春、曾普信等人對台灣早期出版界盡心盡力,共同頂下了人間佛教文化的半邊天。他們有的編輯佛教雜誌、著書立作、成立出版社,一起為佛教文化發聲,算是讓佛教也能有一絲生存的空間。如今,台灣的佛教雜誌更多元,我也不得辦法一一去敘述了。
環島宣傳 推廣百部藏經
這時候黃奎等的基隆自由書局、許炎墩的台中瑞成書局、蘇紹典的台南南一書局、李慶雲的高雄慶芳書局,都是佛教文字流通的大本營;和佛教有深厚因緣的張少齊老居士,早年來台時,也曾創設建康書局,出版佛教書籍,影印大藏經流通。我在新竹「台灣佛教講習會」教過的學生聖印法師,他在台中也成立「佛教文物供應社」;東初法師在北投成立「中華佛教文物館」等,這些都為佛教文化增添不少光彩。
而孫張清揚夫人、張少齊父子和我等人,創立的新文豐印刷公司,我們也是無條件交給劉修橋(高本釗)居士經營。新文豐出版佛教的大藏經、書籍數十年,對人間佛教的播撒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在台北,原本都是官場中的大老,屈映光、趙恆惕、丁俊生、蔡念生、鍾伯毅等人,都自許是佛教徒,發心組織「修訂中華大藏經會」,倡印《磧砂藏》。由於人力、財力的資助有了困難,只是發行幾本,就沒有再繼續了。
修藏事業的進行很不容易,他們在台北經常召開大藏經會議,我有緣參加了幾次,和這些長者都有許多接觸。有一次,我到台中探望國大代表蔡念生居士,他在堆滿了雜物的日式小房子中,打著赤膊、穿個背心,在炎熱的夏天裡,汗流浹背的校勘大藏經。他們這許多的居士大德,為推動佛教文化的發心和努力,讓我佩服不已。
說到大藏經,東初法師得到孫張清揚居士的支持,發起影印由外交部長葉公超從日本運回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,並且成立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團,南亭法師擔任團長,由我領隊,和煮雲、廣慈法師,以及當時的宜蘭青年慈惠、慈容、慈蓮、慈範、林松年等人一起參與。我們環島八十天,推廣了數百部大藏經。慈惠法師還撰寫了〈宣傳影印大藏經弘法日記〉記錄當時的弘法盛況。
易懂書籍 佛教文化風行
我自己本身因為沒有進過學校讀書,也沒有受過文字的訓練,但受到胡適之先生的影響,他說:「文章如講話,話怎麼講,文章就怎麼寫。」就這樣,我也覺得寫文章如同講話,沒有困難。如佛言:「依其義不用飾,取其法不以嚴。其傳經者令易曉,勿失厥義,是則為善。」(《法句經》)因此,我也倡導平易近人、通俗易懂的文章,跟隨胡適之一樣,在佛教裡推動著白話文運動。
一九五〇年代,我先後在台北三重埔和高雄中山一路成立「佛教文化服務處」,對人間佛教有了創新的發展,推出台灣首部出版《中英對照佛學叢書》經典部和教理部,佛教的藝文如《蘇東坡傳》、《佛教童話集》、《佛教故事大全》、《佛教小說集》等。尤其,重新分段、標點的「每月一經」,每本流通價一元,都是成本以下,等於是廣結善緣一樣,與有緣的讀者結法緣了。
這些通俗、白話、易懂的佛法書籍,很受大家的歡迎。一時,這許多佛教文化出版事業,就像過去的「家家彌陀佛,戶戶觀世音」一樣,廣為風行。
我剛來到台灣時,新竹有一位慧瑞法師是印善書的發起人,我翻譯的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》他幫忙推動不少。我寫的《釋迦牟尼佛傳》是第一本佛教的精裝書,在台灣、大陸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日本、韓國、越南等國家,光是助印流通的,就已經超過百版以上了。
當時,我在宜蘭培養的青年心平、慈莊、慈惠、慈容法師,就在這裡為各界人士服務;國際上的,如:巴西宋復庭,泰國曼谷的廖振祥,以及前面所述的美國的沈家楨、香港嚴寬祜長者等,都和我們有往來。
佛光山開山之初,我也以「以文化弘揚佛法」做為推動人間佛教四大宗旨之一。繼《覺世》、《普門雜誌》後,二千年時,我創辦了《人間福報》,這一份日報,天天把人間佛教的真善美思想帶入社會,帶進家庭,被喻為台灣的四大報之一。
台灣文化出版如火如荼的發展同時,大陸在文革十年之後,也開始出版一些佛教刊物。如:和我交情甚篤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,他辦的一份《法音雜誌》,就是志在推動佛陀的人間佛教。
而今大陸佛教文化的發展,也有了不同的氣象,許多學術機構、寺院團體,聽說每年都會舉辦學術會議,至少也有一、二百場,出版發行許多學報、雜誌和書籍。
我醞釀五十年編輯出版的《獻給旅行者365日——中華文化佛教寶典》,在眾多因緣具足下,交給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;我口述的十六冊《百年佛緣》,也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。這套書出版後,有一次習近平總書記和我見面時,還對我說:「你的書,我都看了。」接著,去年口述的《貧僧有話要說》,也交給中信出版集團出版。
順應時代 合適方式傳播
這些出版社,都是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機關單位,雖然文化大革命期間毀損了佛教,但現在新的領導人、幹部,給予佛教新的空間發展。感謝他們的遠見,對中華佛教文化未來的前途加以愛護,這也增加了我們對佛教、對中華文化發展的信心,可以說,現在海峽兩岸對推動人間佛教,都有了認同和默契。特別是最近新上任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,他年輕有為,運用現代科技網路弘法,以十幾種語言傳播佛教文化,我想,未來人間佛教的弘揚,威力更加不可限量。
弘揚佛法的語言文字,應該重視給人懂、給人接受,才能落實於生活,對人有所助益,如:「有二比丘,一名烏嗟羅,二名三摩跎,來到佛所,白言:『諸比丘有種種性,種種國土人出家,用不正音壞佛經義,願世尊聽我用闡提之論,正佛經義。』佛言:『我法中不貴浮華之言語,雖質樸不失其義,令人受解為要。』」(《毗尼母經》卷八)因此,人間佛教的文化出版,順應每個時代的需求,經歷譯經、刻經,到現在雜誌、學報、報紙、電子報等出版品,以當代適合的方式進行傳播。在書本的設計上,要求印刷精美、精裝;在內容上,要文字流暢,白話易懂、有可讀性、藝文性、生活性。人間佛教指導我們、增加我們,在修行路上、在做人處世上的幫助。可以說,這些都是人間佛教回歸佛陀的本懷「契理契機」的展現。
二、 教育辦學
清末民初,胡適、陳獨秀、魯迅、蔡元培等人發起「五四運動」,打倒孔家店,提出「以科學代替宗教」、「以美育代替宗教」等口號,所以,中華文化、孔子、佛教都受到了災難。當時,佛教由於人才不夠普及,只有章太炎、梁啟超、熊十力、呂澂、蔣維喬等這些少數的重要學者,沒有政治、軍事上有權力的人士保護,面對亂世的風雨,自然也沒有辦法去抵抗了。
這風雨飄搖中的佛教,幸好有蘇州的印光大師主張「去除三濫」:一、不可以濫傳戒法,二、不可以濫收徒眾,三、不可以濫掛海單,來重整佛教僧倫;太虛大師也提出佛教「教產、教制、教理」三大革命,發表《整理僧伽制度論》革新僧制,尤其倡導「人生佛教」,致力於佛教改革運動。在這種情形之下,佛教徒忽然有了覺醒,佛教界的大德們,力倡要推動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。因此,佛教興學、培養人才的情況也就相繼而來。
二十世紀最早的佛學院是在一九〇六年,設在我的家鄉——江蘇揚州天寧寺,由文希法師成立的僧學堂。之後,楊文會居士偶然在書攤上,看到一本《楞嚴經》,他不禁發出:「自從一讀楞嚴後,不讀人間糟糠書。」因為對佛教有這樣的信心,於是捨宅設立金陵刻經處,創立祇洹精舍、佛學研究會,同時推動各項的文化、教育弘法,培養了太虛大師、歐陽竟無、仁山法師、梅光羲等傑出人才。
接著,陸續有上海哈同花園月霞法師辦的華嚴大學、天台諦閑法師的觀宗學社、支那內學院、武昌佛學院、閩南佛學院、柏林教理院、天台學院、重慶漢藏教理院、嶺東佛學院、金陵佛學院、焦山佛學院、棲霞山律學院、毗盧佛學院、玉佛寺上海佛學院、法藏佛學院、上海有靜安寺佛學院、華南佛學院等數十所佛學院,在全國各地相繼成立。一時,唯識、天台、華嚴、淨土等宗派,及各處的叢林、禪堂等又再興盛起來。
其中,又以武昌、閩南、支那內學院辦學最有成績,從這裡畢業的優秀人才,有會覺、法舫、法尊、芝峰、大醒、慈航、葦舫,以及默如、印順、巨贊等人,這些都是能說能寫的法門戰將。當時佛學院的師資,也都是一時之選的民國人物,如梁啟超、梁漱溟、唐大圓、張化聲、湯用彤、熊十力、蔣維喬、黃懺華等人,對振興佛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那個時候,太虛大師為了促使佛教世界化,在武昌創辦世界佛學苑,有梵文、漢文、巴利文、藏文四種語系的佛學研究,培養這許多不同系統的佛教人才,也分別派遣學僧赴日本、西藏、印度、錫蘭(斯里蘭卡)等地留學,造就的佛門龍象有:法舫、法尊、芝峰、大醒、大勇法師等人。佛學教育風行而起,大家一心力圖振興人間佛教,回歸佛陀的本懷。
民國以後 佛教辦學興盛
當時的佛教,遭遇一九二七年軍閥割據,篤信耶穌教的馮玉祥在河南廢寺逐僧,甚至發動全省毀佛運動。幸好,太虛大師和蔣介石先生的交誼甚篤,常有往來,蔣介石還曾經邀請太虛大師在國民政府講說《心經》。
在佛教受廟產興學的迫害時,蔣介石告示保護佛教:「一、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,可以保存。二、藉教育以造就有知識的僧徒,可以保存。三、寺院須清凈莊嚴,不可使非僧非俗人住持。且對於社會,要辦有益的事業,可以保存。」正如東晉道安大師所言:「不依國主,法事難立。」也幸好當時還有一些黨國元老,如戴季陶、張繼、鄒魯、居正、于右任、屈映光等佛教信徒,在大時代的動亂中,對護持佛教起了一點作用。
遺憾的是,蔣介石後來英雄難過美人關,和宋美齡結婚的條件就是要他改信耶穌教,他與佛教的因緣也就改變了。在混亂的時局中,佛教就這樣苟延殘喘的延續慧命;不過,也要感謝耶穌教提倡「信教自由」,這些西方傳來的思想,也讓大家給予佛教有了一點生存的空間,可以說,信教自由是世界共同的理念。
記得抗日戰爭勝利的號角剛剛吹起,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年,我正在焦山佛學院讀書,我們江蘇和京滬一帶的佛教徒,真是歡欣若狂。佛教居士熱心護法,皈投佛教的人,漸漸多了起來,一片人間佛教興隆的氣象。
定慧寺住持雪煩和尚,忙著重整焦山佛教學院,當老師的忙著教書和出版《中流月刊》。這本雜誌發揮很大的傳播作用,我們學生每個月都會有一次去幫忙包裝、寄送。每次完成工作之後,老師就送給我們一個人一本,大家歡喜得不得了,覺得這一天的出坡作務很有代價。
那個時候,佛教在大陸開辦中學、小學的情況,也風起雲湧起來。家師志開上人為了紀念宗仰上人,在棲霞山辦宗仰中學;南京臥佛寺辦有大雄中學;覺民法師在雨花台普德寺辦普德中學;鎮江還有超岸寺小學、福善堂小學,光是焦山辦的義務小學就有三所。
我很幸運的,離開焦山後,隨師父返回宜興祖庭大覺寺禮祖,在國家正規開辦的白塔小學,擔任過短期的校長。雖然我沒有受過師範學校的訓練,就在做中學裡累積教育辦學的經驗,覺得對自己一生很有意義價值。那時候,整個中國大陸佛教義務辦理的中小學,至少百所以上;在我想,佛教接下去辦大學,是有可能的。可惜,因為戰亂關係,也就沒再繼續下去。
還記得我行腳各處,常常都會在路旁遇到十多歲的小學生向我鞠躬,很恭敬的喊我「法師」。我問他們為什麼要喊我,他們天真的回說:「我們老師辦學堂給我們讀書,不要我們的錢,你看我們老師多好;我們的老師是和尚,所以我知道世界上的和尚,都是和我們老師一樣的好。」可見民國以後,佛教辦學興盛的情形了。
可憐的老百姓,好不容易盼到和平,接著又遇到國共內戰和文化大革命,加上太虛大師在一九四七年圓寂,佛教頓時群龍無首,大陸人間佛教的運動也就進入了空窗期。在這前後時間,有些高僧大德陸續到了香港和台灣,我也在一九四九年帶領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,那一年我二十三歲。
說到台灣的佛學院教育,先是一九四八年,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,請慈航法師從南洋來台辦台灣佛學院。之後,台灣省佛教會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,請大醒法師辦台灣佛教講習會,我和演培法師都擔任過教務主任。
後來相繼有:白聖法師也在台北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、聖印法師在台中辦慈明佛學院、妙然法師在苗栗有法雲佛學院、印順法師辦福嚴佛學院、南亭法師在台北有華嚴專宗學院等數十所佛學院。當時,《太虛大師全書》是佛教界青年學子閱讀的重要資料。
可惜,許多佛學院中,有的因為招生不足,有的師資、經費的缺乏,或者學生畢業後沒有出路,也就停停辦辦,甚至最後難以持續了。
宜蘭落腳 接引青年學佛
因為我自許不要做一個「呷教」(吃教)的和尚,在筆耕、講說之餘,從一九五三年在宜蘭落腳,就如火如荼的展開接引青年學佛。相繼成立有:弘法隊、歌詠隊、青年團、兒童班、星期學校等,心平、慈莊、慈惠、慈容、慈嘉、蕭碧霞、林清志、陳修平、張肇、林文雄等,都是當時宜蘭的佛教青年。
在那同時,也辦了「光華文理補習班」,它是佛教第一所跟政府正式立案的教學單位,前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委鄭石岩教授,就是當時補習班傑出的青年之一。成立的慈愛幼稚園,也是佛教所辦的第一所幼稚園,慈惠、慈容法師都曾經擔任過園長。現任佛光山常務副住持的慧傳法師,就是當時就讀的小朋友。沒有提倡教育,哪裡能有今天人間佛教的弘法人才呢?
接引青年,可以說是人間佛教發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有了這樣的覺醒,因此如前面所述,大家紛紛共同來辦佛教教育。其中,佛光山叢林學院至今辦學不輟,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歷史,前後畢業的學生就有五千多人,恐怕也是佛教歷史上一個紀錄。現在,在嘉義的道觀,台中的普暉、慧哲、真芳,頭份的真悟,新竹的性瀅、悟證,花蓮的達瑩等法師,都是當時培養的佛教青年。
復興路途 培養佛緣人才
除了辦佛學院,佛光山也舉辦大專佛學夏令營,如今,這許多青年都在世界各地為佛教、為社會、國家貢獻。像:被譽為世界「換肝之父」的高雄長庚醫院榮譽院長陳肇隆醫師;現任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林芳郁;在美國開業的醫師,如:沈仁義、鄭朝洋、李錦興博士等,和在日本行醫的福原信玄、日本東京佛光協會會長林寧峰醫師。
還有,擔任中華總會北區協會會長的趙翠慧;做過國民黨雲林地方黨部主委的薛正直;在台大任教三十餘年,退休後獲聘為台大化工系名譽教授的呂維明;捐贈頭山門彌勒佛的朱朝基;以及創作佛光山大雄寶殿的三寶佛,後來做了高雄市議員的陳明吉;甚至,弘誓佛學院的昭慧法師、西來大學執行董事依空法師等,都是當時夏令營的學生。這些佛教提攜的人才,播撒到全世界,還怕人間佛教的復興沒有人才嗎?
除了佛學院的教育以外,關於佛教的社會教育,最早是在日據時代,如:台南的光華中學、台北的泰北中學。之後,有彌勒內院辦的慈航中學,有悟一、南亭法師和我辦的智光中學等。由於我們佛教沒有人才,最後這些學校都回到了社會,隨著時間久遠,大家也不知道它們原來是佛教辦的學校了。
推動人間佛教,必須積極的服務人群、重視教育,所以在一九七七年,佛光山在高雄辦了普門中學,之後又辦了南投均頭中小學、台東均一中小學。感於大學教育的重要,一九九〇年佛光山在美國辦了西來大學,是中國佛教在西方國家成立的第一所高等學府。陸續又開辦嘉義南華、宜蘭佛光、澳洲南天、菲律賓光明等五所大學。
現今,佛教界興辦社會教育的還有曉雲法師創辦的華梵大學,中國佛教會辦的玄奘大學,法鼓山聖嚴法師的法鼓文理學院,花蓮有慈濟大學等。另外,我知道在香港、新加坡,佛教界也辦有小學、中學,甚至更早香港也有珠海學院、內明大學等,這些都是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的具體行動。
但是,只靠在香港、新加坡、台灣辦學,這一點力量是不夠的,如果大陸能夠開放接受佛教辦大學,對國家、社會都會有提升和幫助。我們希望在人口資源眾多的大陸,也能有佛教籌辦的學校,協助國家社會教育人才,培養護國愛教的宗教人士,那麼對未來全世界的幫助會更大。
過去,為了紀念鑑真大師赴日本弘法,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和大陸國家宗教局合作,有意要在揚州大明寺興辦鑑真大學,佛光山還捐建了鑑真圖書館。後來,隨著趙樸老去世,大學就沒有再繼續跟進,殊為遺憾。
走入人間弘揚佛教,是佛陀的心願,在《雜阿含經》:「爾時,世尊告諸比丘:我已解脫人天繩索,汝等亦復解脫人天繩索,汝等當行人間,多所過度,多所饒益,安樂人天,不須伴行,一一而去。我今亦往欝鞞羅住處人間遊行。」佛陀不僅鼓勵弟子要積極走入人間弘化,自己更是以身作則,終其一生都在人間傳道、授業,解脫眾生的生死煩惱。
因此,關於中國佛教未來要走上復興的路途,必須要積極走入人間,回歸佛陀的本懷,熱心造福社會,培養與佛教有緣的人才,興辦各級的大、中、小學,這才是佛教復興的要道。
學員分享
江會長鋆景分享:
參加讀書會帶領人研習後,發現我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,告訴身邊好朋友們,癌症不可怕,最主要是心境如何看淡病魔,當下煩惱轉身就忘光不去看,與病為友,當宣講員可以分享自己走過的路、經歷的事情。朋友得癌症時就會與其分享,我經歷過可以站在他的立場去體諒她的痛苦,幫助走出來。平常心去看待一切。
妙空法師:可以多薰習,多方面學習氣質就不一樣,多參加活動,腦子靈巧、活潑、歡喜、法喜,希望大家報名讀書會領導人、宣講員研習。
心理處在甚麼狀態下很重要,要懂得心裡還有一些負面的訊息排除不要進到心理,內心變得脆弱會產生不好的情緒,舍身就受到心理影響。生病不可怕,可怕的是你內心的世界是怎樣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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